2013年3月26日

居无定所的漫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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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夏天,托尔金兄弟俩在简•尼夫姨妈的带领下,跟随朋友前往瑞士山区旅行。在那个时代,徒步旅行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摒弃优美、富于节制的古典主义乡村风光,前往荒凉粗犷之地寻找灵魂的震颤;工业城市里的普通工人也乐于在假日走向山间,来一场政治性或纯休闲的远足。不过,大多数人受经济条件所限,只能在国内漫游,要去阿尔卑斯山区旅行,仅是请向导的费用,就有湖区旅行所需全部费用的十倍之多。托尔金此时刚刚度过困窘的青少年时期,可以想见,对他来说这趟瑞士之行有多么珍贵。
他们一行共十四人,规模与比尔博的冒险队伍相当,穿着打扮也颇具童话色彩:头戴宽边帽,身披罗登呢斗篷,手持登山杖,脚上的钉头靴叮当作响,打破了山间教堂的宁静。他们虽然没有像小说中那样经常风餐露宿,但这么大的团队要订到足够的旅馆房间,也是一个难题。有时年轻人不得不挤一间房,托尔金是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秋天就要进入牛津大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旅途上他一直兴致勃勃,即使是玩笑中也透着才气。他在旅店里故意打铃,当说德语的侍女前来询问他们有什么需求时,托尔金以德语般的发音捏造出完全不知所云的句子作答,逗得侍女哈哈大笑。
如今文学研究者回顾这段旅程,往往会好奇,糟糕透顶的天气和有惊无险的山体滑坡,与描写迷雾山脉的篇章有什么联系?甘道夫的原型是当地明信片上的老头儿,还是表现出卓绝领导才能的简姨妈?而托尔金画作中一旦出现陡峭的山峦,研究者也通常会注上一句:“灵感可能来源于瑞士……”不过,在我看来,瑞士之行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可能是这位作家所有旅程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日子。一百年前的阿尔卑斯山巅,永恒的阳光照耀着皑皑白雪,山峰在蓝天中勾勒出巨大轮廓,罕见地从他心底唤起了单纯的诗意。
在最多愁善感的年龄,托尔金自称是居无定所的漫游者。的确,童年至青年时期,他从未在某一地区长久地居住。他出生于殖民地,成长于乡村和重工业城市,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在大学城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对殖民地的种族歧视与民族中心主义、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战争与暴力的体验之深,不逊于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那一系列不间断的被动迁徙中偶有喜悦,但大多数时候都混杂着悲伤。我们在这里把瑞士作为起点,前往那些记录了这位作家青春与年老的地点。不过,他的漫游地图中,瑞士仅仅是一座明亮的驿站。


瑞士之行留影,左六戴白围巾者为托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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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R.托尔金于1892年出生在奥兰治自由邦首府布隆方丹。与同时期的欧洲城市相比,布隆方丹是再贫瘠不过的地方,它坐落在干燥荒凉的草原上,四周连一棵树都没有。从出生到回英国,托尔金在南非一共只生活了三年。在他模糊的印象当中,布隆方丹骄阳如火,狼蛛追得他绝望地奔逃。尽管环境十分严酷,他对出生地一直怀有无法磨灭的亲切感。托尔金有关南非的记忆与体验,部分来自于他有限而鲜明的印象,部分来自于母亲日后的口述,而且总是与“英国”对照出现。带有个人情感与价值判断的事件和形象,经过他反复的追忆、思考、重写与强化,最终成了他私人的南非。
19世纪,荷裔布尔人、英国人、德国人等新老殖民者与土著民族在布隆方丹相互争斗,使这个年轻的小城成为西方殖民史的缩影。托尔金出生时,城里既有荷兰天主教教堂,也有英国圣公会教堂,更不必提仅向欧洲白人开放的俱乐部,这些公共建筑象征的权力分布状况直接而残酷,比公园里稀稀落落的几棵树还要刺目。托尔金的母亲梅布尔一直讨厌荷裔布尔人对待土著仆人的傲慢态度,托尔金后来回忆说:“有色人种遭受的待遇几乎让每一个来自英国的人都大为惊骇,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南非。不幸的是,能够长期保持这种仁慈情感的人为数不多。”
非洲不仅存在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存在着新老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荷裔布尔人在南非的殖民历史已有数百年之久,英国人是新到来的殖民者,由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不同社会结构非常明显。在面对种族方面的敏感问题时,英国人建立起了自己的优越感。作为一个英国人,托尔金也许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情绪,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英国人的偏狭、冷漠与道德缺陷。正是这种在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杂居的殖民地生活的经历,让托尔金对英国人的身份形成了初步的认识。
1895年春天,托尔金的健康状况不佳,母亲带着他返回故乡伯明翰。当时南非与英国之间的航程长达三周,在回英国的途中,年幼的托尔金拥有了穿行在不同世界之间的独特经验。他后来发现,在自己童年的记忆中,两个世界是杂糅在一起的:“我自己最鲜明的记忆,可能要归因于三四岁离开非洲的时候,童年的所有‘图片’都弄混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来集中注意力和进行调整。”他还说:“我的一些真实的视觉记忆是非洲与英国细节的美妙混合体。”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混杂着真实与想象的南非,托尔金后来的主人公是否会满怀喜悦,跨越一道又一道边界;如果没有殖民地复杂关系的交错碰撞,他们淳朴狭隘的眼界是否会因行走而不断改变托尔金后来再也没能回到南非,但那奇妙的漫游已深深内化于心灵,所以在他的作品里,无论自家的客厅有多么舒适,亲朋好友有多么固步自封,门外永远有个更高远的世界等着好奇的人去探寻。这也许就是他留给南非、南非留给他的最好礼物。

3

托尔金随母亲回到英国后,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在英格兰中部的西米德兰地区生活居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米德兰地区有着英国各种典型的地理景观:这里原本有古老的乡村,然而工业革命发生后,以世界工厂伯明翰为中心,形成了当时全世界重工业污染最为严重的黑乡。这片土地上支离破碎地分布着乡村、矿区和重工业城市,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母亲逝世之前,由于经济、信仰、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家人在伯明翰与周 边的乡村之间不断地搬迁,托尔金初次体验到了古老乡村的魅力,也感受到了重工业化和城市扩张无度带来的可怕后果。
托尔金对乡村的直观认识源自沃里克郡的萨拉霍尔。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有大片林地和栖息着天鹅的池塘,村中保留着老式乡村住宅,唯一带些机械化色彩的是一座磨坊。托尔金初到这里时仅有四岁,没过几年便搬回了伯明翰,但直到60年后,他还声称能够绘制出萨拉霍尔的每一寸土地
结束了南非荒原的生活之后,他被葱葱郁郁的乡村迷住了,那种地理大发现般的兴奋,没有谁比他本人描述得更生动:“我出生在南非的布鲁斯戴尔。回到英国的时候,我还非常小,但它却不知不觉地刻入你的记忆和想象当中。如果你的第一棵圣诞树是枯萎的桉树,如果炎热和沙尘总让你困苦不堪,紧接着,在想象力开始绽放的年龄,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沃里克郡的一个静谧村庄,我想这会激起你对英格兰中部地区乡村的特殊爱恋。”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树”与风景成了他栖息梦想的地方。他不知餍足地阅读传奇故事,书中最吸引他的地方并非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无名的北方和广袤的森林。他的涂鸦也多以树和建筑为题材。在他后来成熟的画作中,树木都以精确、流畅,甚至优雅的线条绘制而成。不论是速写,还是富于装饰趣味的纹样,植物几乎从不缺席。他为自己的小说绘制插图,人物通常只出现在画面一隅,更显眼的主角是自然:浪花拍打嶙峋的石崖,密森下隐藏着幽暗的洞穴,一条小路通往天际……
坦白地说,经历过浪漫主义精神的侵淫,再加上工艺美术和新艺术运动对大众口味的影响,英格兰的年轻人画一点花草,写几首描写树木和乡村的诗歌,算不上有多稀奇。但树木在托尔金的创作中始终处于象征性的位置。它是神话之树,散发出穿透心智的光芒。它是艺术之树,次创造者模仿造物主细细绘制它的枝叶,并在完成之日将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远景。
因此,萨拉霍尔发生的一件小事简直是对日后灾难的隐喻:有一天,池塘边的大柳树突然被人无缘无故地砍倒,遗弃在地上。托尔金对此耿耿于怀了一生。载着梦的绿荫一旦消失,便难以追回。多年以后,崭新的红砖海洋淹没了他家的旧宅。他曾用绿厅、蓝铃草小路、白魔鬼之家等亲昵的地名,将一次次快乐的童年冒险储藏在回忆深处,最终,它们竟真的只剩下了名字。

4

托尔金对乡村有着强烈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感,相形之下,他对城市的体验更为复杂。他所熟知的大城市不是伦敦、巴黎等古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是当时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重工业城市伯明翰。托尔金家初到伯明翰时,租住的房子位于莫斯雷郊区的一条主干道上,窗外的山上就是电车轨道,远处工业区烟囱林立。托尔金对此地感到极度厌恶,用“可怕”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住所。不久之后,他们又搬到一个火车站附近,房屋紧挨着一条铁路线,每天列车和货车的轰鸣不绝于耳,唯一的慰藉就是铁轨旁的草地,以及车厢上陌生的威尔士语。
这座英国第二大城市依然残存着自己的古老风貌和文化魅力。1902年至1911年,托尔金在埃格卑斯顿区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这是当时环境最好的郊区,被称为“伯明翰开始长树的地方”。它避开了主要的交通运输线路,比伯明翰其他区域的工业发展都要缓慢。19世纪该区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了建筑规划,不允许在该地修建工厂或仓库,所以托尔金住在史德林路时,附近最惹眼的建筑只有一座名为“佩罗特”的塔楼,以及更远处的水厂烟囱。他每天上学路过的街道两旁,几乎所有的住宅都附带花园,往市中心走2英里就能抵达爱德华国王学校。学校周围虽然车水马龙,校园内却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华美厚重的哥特式建筑。
伯明翰美好的一面不久后就在现代化进程与战火中消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城市遭到了德军的轰炸,许多古老的建筑都化为灰烬,随后的战后重建却又过于匆忙。爱德华国王学校在1936年毁于火灾,二战间隙,学校几次搬迁校址,匆匆建立了一批楼房以供教学之用。1944年春天,托尔金回到伯明翰参加母校的活动,他发现整个城市的格局都被不搭调的建筑打乱了,而学校标志性建筑也被它们取代:
“我在我的家乡闲逛了一阵。除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骸(就在我母校校址对面)之外,它看上去并没有遭到多少破坏,我是指敌人的破坏。主要的损毁来自于大量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的扩张。可怕的百货商店从老建筑上耸立起来,是最其中糟糕的。……至于学校新建的难看的三流建筑给我留下怎样的印象,就不和你多说了。”
突兀的新建筑打乱了城市景观的延续性,这种破坏比战争造成的创伤更加严重。大批量建造的低造价房屋,诚然能改善城市现代化带来的拥挤、肮脏的居住环境,却让熟悉过往历史的人痛感独特地区风格的丧失。于是,托尔金希望诸神的黄昏再次降临,烧毁魔多般的工业社会,也就不难理解了。急躁的评论家斥责这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歪曲了城市共同体时,不妨想想,当工人们被塞进柯布西耶所谓的居住的机器,他们不也依然在钢筋水泥中间围起小小的院落,通过植花种草来再现逝去的家园?

埃格卑斯顿区鸟瞰图(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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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泰晤士河畔垂柳依依,
溪谷成形的日子已被世界忘记,
透过影影绰绰的绿色树干,
整座城市从渡口旁朦胧升起,
它那如梦似幻的灰袍中,屋宇重重,塔楼林立,
它随着人类的生活年岁渐长,
骄傲地沉浸于超越人类认知的神秘记忆。

这是托尔金在大学期间为牛津写下的一首短诗。埃克赛特学院的一间宿舍让他结束了在伯明翰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往房间里添置家具,在墙上悬挂时下流行的日本浮世绘,倚着窗口画街景,于是牛津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除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在利兹大学任教的五六年,他成年之后的其余时间几乎都在这座城市度过。
就像诗作中展现的那样,牛津在托尔金眼里是由时光和人类的行动轨迹沉淀而成的,每扇窗都闪烁着逝者点燃的灯火,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场景都混合了有关往昔的回忆。作为知识传递者,他也很乐于展示这种古老而鲜活的历史,让神话的空间叠加在现实空间之上。教授古英语时,他先是戏剧性地沉默不语,然后突然高声朗诵《贝奥武甫》开头的诗句,包括W.H.奥登在内的学生顿时心生敬畏。在他们眼中,托尔金宛如游吟诗人的化身,用旁征博引、才思敏捷的演讲将教室变成蜜酒大厅,听众则是受到款待的宾客,亲眼看见古代歌谣中的事物借助语言的魔力在现实中复活。闲暇时间,托尔金和C.S.路易斯等人定期在老鹰与小孩酒馆、马德林学院相聚饮酒聊天,充当彼此的文学“助产士”。这种有规律的聚会持续了多年,以至于当时有本侦探小说写道,一个侦探坐在老鹰与小孩酒馆,边喝啤酒边推理:“C.S.路易斯在那儿呢……这么说今天铁定是星期二。”
然而,心爱的学术事业和拥有相同文学旨趣的朋友,并不足以让托尔金在象牙塔内安心度日。他获得牛津大学教席的时候,正是牛津地区开始成为英国汽车制造业中心的时期。汽车制造厂在市内蔓延开来,郊外出现了为工人建造的批量化住宅。周边的田园风光被考利等新兴工业区吞噬了,当地甚至出现了一则形容这种变化的谚语:“牛津在考利的左岸。” 现代化工业永久地改变了牛津的格局,这个城市从学术城变成了工业城,西米德兰发生过的悲剧在托尔金的第二故乡再次上演。
面对庸俗的市郊,一般人会选择逃离,而奔向遥远世界最便捷的工具自然是汽车。托尔金很清楚机械装置与逃避的悖论关系。人类把汽车发明出来,使城镇变得不可栖居。汽车自然有它的魅力——它能让人们逃离可怕的工作和沉闷压抑的郊外住宅区,奔向乡村,可是汽车厂和修理厂却像蝗虫一样毁了乡村。所以,为了逃避机械主义和丑陋之物,他更愿意进入幻想文学的仙境:“那里有各色鸟兽,有无边的海洋、无尽的星辰;那里的美景既引人入胜,又危机四伏,喜悦与悲伤都锋利如剑。一个人有可能到那个国度漫游,并以之为幸,然而它的丰美与奇异却使旅人缄默不语。”
C.S.路易斯组织的乡村徒步在圈子里颇负盛名,托尔金却难得参加一次。他只是开着他痛恨的汽车,载着女儿的玩具熊,与家人前往海滨度过一个又一个常规的假日。这种生活表面上平淡无奇,只有他的亲人和听他朗读过手稿的好友才知道,托尔金正一寸一寸地打造自己的仙境,进行波澜壮阔的纸上漫游:“我总是在夜里勤勉地工作,直到我站在莫里亚的巴林墓前。我在那里逗留了很久。几乎在一年之后,我才继续前行,并于1941年底抵达洛丝萝林和安度因大河。”此时,心灵的漫游早已远过身体的漫游,写作实践成了另一种空间旅行。此时,他的作品便是思想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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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对传记式的解读一向深恶痛绝,因为任何将历史材料与作品一一对照的做法,都具有让文学沦为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材料的风险。这就像他在《论童话故事》所说的“故事之锅”——来自神话、历史、传奇、民间传说的古老母题在火焰上年复一年地沸腾,新故事从中诞生;然而研究者无视厨师选择材料和烹制鲜汤的才华,反而从锅里捞出骨头,仔细检视其来源,就文学阅读而言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创作对于托尔金来说是这样一个过程:所观、所思之物徘徊于被遗忘的边界,直到特定时刻,才不知不觉地在心灵的土壤中发芽。它们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之前,他要付出辛勤的劳作,还要动用精灵般光彩照人的技艺。因此,那些热爱他的人草草勾勒出这位作家的漫游路线,在地图上圈出埃格卑斯顿区的塔楼(可能是双塔的原型)、牛津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它就像索隆为魔苟斯建造的神殿)等地点时他们很清楚,这只是充满趣味的注脚某个春日,他们追随着一个霍比特人,被地图拉入古老的世界,心中必然回荡着加斯东·巴什拉的一句话:“想象永远比体验更广阔。”

大不列颠:精灵的国度


2012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开场短片中,精灵扇动着透明的翅膀,引领观众走近伦敦万象。其实这种幻想生物也是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重要元素,他掠过乔叟的朝圣之路,步入莎翁的仲夏夜,在民间歌谣中一路穿行,最终走到了奇幻小说的仙境。在这个星光照耀的国度,往昔的历史绵延至当下的时光,真实的空间混杂着虚构的地理,作家想象力之轻盈与英国文化之厚重相映成趣。阅读奇幻文学的最大乐趣,是在文学理念和日常生活之间自由地穿梭,在这一点上,精灵是最合适不过的向导。

1  精灵离开

现代奇幻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萌芽。说来不可思议,当时许多民众认为精灵真的存在于现实之中。比如说,英国民间故事里,精灵在月夜跳轮舞,会留下“精灵圈”,也就是夜间突然冒出的蘑菇圈,或是比周围的草长得更加茂盛的草圈。不少人声称在出现精灵圈的地点目击过精灵轮舞,还有人说自己曾与精灵共舞,直至今天,这样的目击者依旧屡见不鲜。柯南·道尔等神秘主义者亦对精灵的存在深信不疑,宣称精灵是自然法则运作的促进者,甚至是自然力量的人格化。
精灵在不同文化里虽说形体有大有小,样貌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与自然、土地有着古老的羁绊。精灵出没于群星闪烁的暗蓝夜空、幽谧的山林水泽、枝丫间的知更鸟巢。他们和动植物交好,据说有时还能协助农作物生长;他们头戴花果枝叶和昆虫翅翼做成的冠冕,象征土地之丰饶。近代英国人喜用文学和绘画手段描述精灵,艺术家们处理此类题材时,总要让精灵避开闹市,置身于浪漫主义风景画般的乡野之地。这些生灵远离尘嚣,顶多飞进乡间木屋扰人清梦,决计不会立在工厂烟囱顶端。
英国人对虚幻精灵超乎寻常的热情背后,是一种颇为现实的焦虑:他们认为,精灵逐渐地远离了英国,因为适合精灵居住的环境正迅速消逝。自工业革命以来,密集的城镇扩张无度,那数百年不变、通过无数艺术杰作沉淀到英国人审美趣味中的乡村景观,朝夕之间便被吞噬殆尽。面对全新的、技术主导的工业文明,人们不免心中惴惴,精灵随着泉甘土肥的田园风光一去不复返,连熟悉的文化传统似乎也要分崩离析了。
这种感伤、怀旧的情绪侵入了当时各类文学作品,也成为诸多奇幻小说的灵感来源。邓萨尼勋爵的《仙境国王的女儿》是现代奇幻文学中描写精灵的先驱之作。书里的仙境与人类的王国相连,任何普通人都有机会徜徉其中,然而它那惊人的美感与危险的神秘,却使这两个世界永远有天壤之别。精灵女子与人类结合后根本无法融入人类社会,只能离开;直到人类王国转化为仙境,她才得以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与家人团聚。邓萨尼表现的“精灵离开”的主题,通过空间的转换有了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可惜现实当中旧世界与新世界却很难顺利交替。英国人眷恋精灵与仙境,是对工业社会的抗拒,是对乡村英国与传统文化的怀念。

2  精灵的孤岛

邓萨尼等早期奇幻作家的小说中,精灵比较接近各国民间故事里的原始形态:或是长相奇异,换走漂亮的人类婴儿;或是残酷邪恶,折磨人类;最近似于人的也不过是像《仙境国王的女儿》里那样,美貌非凡,与人类联姻。这些作品大多采用人的视角,带着猎奇的心态描摹异超自然生物,精灵纵使与我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终究是难以理喻的他者。
现代奇幻史上,第一位关注精灵本身的作家是J.R.R.托尔金。他用一生的光阴创作了以精灵为主角的《精灵宝钻》,将之作为《魔戒》、《哈比人》等著名作品的框架,从而创造了全新的精灵形象及相关背景。在《宝钻》成熟的设定中,精灵宛如北欧神话中优雅的光明精灵,他们的体格与人相近,但更加高挑俊美,在人类眼中因深沉的智慧而具有半神的气质。
在构思《宝钻》最初的诗篇时,托尔金正和朋友们讨论着重建英国艺术与道德秩序的可能性。同样受过良好教育、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英国还有千千万万,然而他们和托尔金及他的朋友一样,被尽数送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前往法国的航程中,托尔金写诗告别精灵居住的孤独之岛,同时也是向不知能否重归的故土作别。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两位挚友命丧战场,他则在索姆河泥泞的沟壕中九死一生,因患战壕热返回英国。此后,托尔金便将精灵的历史写成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史。
精灵拥有令神都赞叹不已的创造力,但又会对受造之物产生无谓的贪念。这导致他们离开阿门洲,离开高山之巅的白城、星光照耀的海岸,踏上悲壮而血腥的复仇之路。发生在精灵身上的滥用自由意志、血亲相残、欺骗与背叛,都是托尔金对人类自身弱点的思考。在《宝钻》结尾处,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世界却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身心俱疲的精灵终于驶向苍穹,前往凡人再也不能抵达的西方。
托尔金怀着探索时空深度的渴望,让这些星辰的子民成为主角。与其说他是在改写以往的神话传说,不如说他借着幻想生物,重新创作人类自己的故事,反思他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夕阳下的白船拨响了“精灵离开”的文学传统的尾音,英国,那曾飘荡着精灵歌声的光明之岛、孤独之岛,因精灵的逝去而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神话。

3  理性中的疯狂

托尔金为后世奇幻作家开辟了描写精灵的新路径,不过有许多当代作品依然会借鉴传统精灵形象,苏珊娜·克拉克的《乔纳森·斯特兰奇与诺雷尔先生》就是其中非常出色的一部。这本历史小说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里面的精灵本质上与当时苏格兰等地的精灵相同——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魔法、随心所欲的性情,毫无同情心,甚至可以说残忍。这个形象秉承了英国文化将抽象概念外在化的倾向,他自有独特的魅力,却是邪恶的化身。为着自己的喜好和乐趣,他将凡人带至仙境彻夜跳舞,致使他们在现实世界看上去精疲力竭、神智失常。
精灵致人疯癫,原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情节,但克拉克把它与理性的英国社会做了极有新意的对照。书中的伦敦人保守固执,有着刻板的荣誉感,即使发生天大的事,也要让生活照常运转。波尔夫人因仙境而精神异常,成为全伦敦议论的话题,可她的丈夫还装作若无其事;毕竟,在文明社会,疯癫是羞于启齿的威胁,《简·爱》中幽囚于顶楼之上的疯女人便是明证。然而,奇幻小说中的仙境是真实存在的,除了受召唤者之外,只有疯子才能看到仙境,而那些受召唤者,迟早也会变成世人眼中的疯子。所以,疯子反倒比佯装一切正常的人更有洞察力。精灵在看似平静无波的社会表层下埋下疯癫的因子,正如他穿着绅士的服饰,却顶着蓟花似的头发一般,让奇幻小说带了几分离经叛道的劲儿。
奇幻文学以幻想生物和异世界为核心元素,被古板的评论家指责为虚妄之词,焉知精灵和仙境并非无中生有,反而是比平庸的现实更真实的存在。对于有洞察力的读者而言,在沉闷的雨夜翻开书,就能听到仙境的铃声升起,追随它转过水汽氤氲的街角,踏入古老的历史与精灵的国度。

(此文发表于《北京晚报》,原稿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