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无定所的漫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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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夏天，托尔金兄弟俩在简•尼夫姨妈的带领下，跟随朋友前往瑞士山区旅行。在那个时代，徒步旅行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摒弃优美、富于节制的古典主义乡村风光，前往荒凉粗犷之地寻找灵魂的震颤；工业城市里的普通工人也乐于在假日走向山间，来一场政治性或纯休闲的远足。不过，大多数人受经济条件所限，只能在国内漫游，要去阿尔卑斯山区旅行，仅是请向导的费用，就有湖区旅行所需全部费用的十倍之多。托尔金此时刚刚度过困窘的青少年时期，可以想见，对他来说这趟瑞士之行有多么珍贵。

他们一行共十四人，规模与比尔博的冒险队伍相当，穿着打扮也颇具童话色彩：头戴宽边帽，身披罗登呢斗篷，手持登山杖，脚上的钉头靴叮当作响，打破了山间教堂的宁静。他们虽然没有像小说中那样经常风餐露宿，但这么大的团队要订到足够的旅馆房间，也是一个难题。有时年轻人不得不挤一间房，托尔金是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秋天就要进入牛津大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旅途上他一直兴致勃勃，即使是玩笑中也透着才气。他在旅店里故意打铃，当说德语的侍女前来询问他们有什么需求时，托尔金以德语般的发音捏造出完全不知所云的句子作答，逗得侍女哈哈大笑。

如今文学研究者回顾这段旅程，往往会好奇，糟糕透顶的天气和有惊无险的山体滑坡，与描写迷雾山脉的篇章有什么联系？甘道夫的原型是当地明信片上的老头儿，还是表现出卓绝领导才能的简姨妈？而托尔金画作中一旦出现陡峭的山峦，研究者也通常会注上一句：“灵感可能来源于瑞士……”不过，在我看来，瑞士之行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可能是这位作家所有旅程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日子。一百年前的阿尔卑斯山巅，永恒的阳光照耀着皑皑白雪，山峰在蓝天中勾勒出巨大轮廓，罕见地从他心底唤起了单纯的诗意。

在最多愁善感的年龄，托尔金自称是居无定所的漫游者。的确，童年至青年时期，他从未在某一地区长久地居住。他出生于殖民地，成长于乡村和重工业城市，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在大学城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对殖民地的种族歧视与民族中心主义、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战争与暴力的体验之深，不逊于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那一系列不间断的被动迁徙中偶有喜悦，但大多数时候都混杂着悲伤。我们在这里把瑞士作为起点，前往那些记录了这位作家青春与年老的地点。不过，他的漫游地图中，瑞士仅仅是一座明亮的驿站。

瑞士之行留影，左六戴白围巾者为托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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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R.托尔金于1892年出生在奥兰治自由邦首府布隆方丹。与同时期的欧洲城市相比，布隆方丹是再贫瘠不过的地方，它坐落在干燥荒凉的草原上，四周连一棵树都没有。从出生到回英国，托尔金在南非一共只生活了三年。在他模糊的印象当中，布隆方丹骄阳如火，狼蛛追得他绝望地奔逃。尽管环境十分严酷，他对出生地一直怀有无法磨灭的亲切感。托尔金有关南非的记忆与体验，部分来自于他有限而鲜明的印象，部分来自于母亲日后的口述，而且总是与“英国”对照出现。带有个人情感与价值判断的事件和形象，经过他反复的追忆、思考、重写与强化，最终成了他私人的南非。

19世纪，荷裔布尔人、英国人、德国人等新老殖民者与土著民族在布隆方丹相互争斗，使这个年轻的小城成为西方殖民史的缩影。托尔金出生时，城里既有荷兰天主教教堂，也有英国圣公会教堂，更不必提仅向欧洲白人开放的俱乐部，这些公共建筑象征的权力分布状况直接而残酷，比公园里稀稀落落的几棵树还要刺目。托尔金的母亲梅布尔一直讨厌荷裔布尔人对待土著仆人的傲慢态度，托尔金后来回忆说：“有色人种遭受的待遇几乎让每一个来自英国的人都大为惊骇，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南非。不幸的是，能够长期保持这种仁慈情感的人为数不多。”

非洲不仅存在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存在着新老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荷裔布尔人在南非的殖民历史已有数百年之久，英国人是新到来的殖民者，由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不同社会结构非常明显。在面对种族方面的敏感问题时，英国人建立起了自己的优越感。作为一个英国人，托尔金也许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情绪，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英国人的偏狭、冷漠与道德缺陷。正是这种在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杂居的殖民地生活的经历，让托尔金对英国人的身份形成了初步的认识。

1895年春天，托尔金的健康状况不佳，母亲带着他返回故乡伯明翰。当时南非与英国之间的航程长达三周，在回英国的途中，年幼的托尔金拥有了穿行在不同世界之间的独特经验。他后来发现，在自己童年的记忆中，两个世界是杂糅在一起的：“我自己最鲜明的记忆，可能要归因于三四岁离开非洲的时候，童年的所有‘图片’都弄混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来集中注意力和进行调整。”他还说：“我的一些真实的视觉记忆是非洲与英国细节的美妙混合体。”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混杂着真实与想象的南非，托尔金后来的主人公是否会满怀喜悦，跨越一道又一道边界；如果没有殖民地复杂关系的交错碰撞，他们淳朴狭隘的眼界是否会因行走而不断改变。托尔金后来再也没能回到南非，但那奇妙的漫游已深深内化于心灵，所以在他的作品里，无论自家的客厅有多么舒适，亲朋好友有多么固步自封，门外永远有个更高远的世界等着好奇的人去探寻。这也许就是他留给南非、南非留给他的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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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随母亲回到英国后，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在英格兰中部的西米德兰地区生活居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米德兰地区有着英国各种典型的地理景观：这里原本有古老的乡村，然而工业革命发生后，以世界工厂伯明翰为中心，形成了当时全世界重工业污染最为严重的黑乡。这片土地上支离破碎地分布着乡村、矿区和重工业城市，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母亲逝世之前，由于经济、信仰、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家人在伯明翰与周 边的乡村之间不断地搬迁，托尔金初次体验到了古老乡村的魅力，也感受到了重工业化和城市扩张无度带来的可怕后果。

托尔金对乡村的直观认识源自沃里克郡的萨拉霍尔。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有大片林地和栖息着天鹅的池塘，村中保留着老式乡村住宅，唯一带些机械化色彩的是一座磨坊。托尔金初到这里时仅有四岁，没过几年便搬回了伯明翰，但直到60年后，他还声称能够绘制出萨拉霍尔的每一寸土地。

结束了南非荒原的生活之后，他被葱葱郁郁的乡村迷住了，那种地理大发现般的兴奋，没有谁比他本人描述得更生动：“我出生在南非的布鲁斯戴尔。回到英国的时候，我还非常小，但它却不知不觉地刻入你的记忆和想象当中。如果你的第一棵圣诞树是枯萎的桉树，如果炎热和沙尘总让你困苦不堪，紧接着，在想象力开始绽放的年龄，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沃里克郡的一个静谧村庄，我想这会激起你对英格兰中部地区乡村的特殊爱恋。”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树”与风景成了他栖息梦想的地方。他不知餍足地阅读传奇故事，书中最吸引他的地方并非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无名的北方和广袤的森林。他的涂鸦也多以树和建筑为题材。在他后来成熟的画作中，树木都以精确、流畅，甚至优雅的线条绘制而成。不论是速写，还是富于装饰趣味的纹样，植物几乎从不缺席。他为自己的小说绘制插图，人物通常只出现在画面一隅，更显眼的主角是自然：浪花拍打嶙峋的石崖，密森下隐藏着幽暗的洞穴，一条小路通往天际……

坦白地说，经历过浪漫主义精神的侵淫，再加上工艺美术和新艺术运动对大众口味的影响，英格兰的年轻人画一点花草，写几首描写树木和乡村的诗歌，算不上有多稀奇。但树木在托尔金的创作中始终处于象征性的位置。它是神话之树，散发出穿透心智的光芒。它是艺术之树，次创造者模仿造物主细细绘制它的枝叶，并在完成之日将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远景。

因此，萨拉霍尔发生的一件小事简直是对日后灾难的隐喻：有一天，池塘边的大柳树突然被人无缘无故地砍倒，遗弃在地上。托尔金对此耿耿于怀了一生。载着梦的绿荫一旦消失，便难以追回。多年以后，崭新的红砖海洋淹没了他家的旧宅。他曾用绿厅、蓝铃草小路、白魔鬼之家等亲昵的地名，将一次次快乐的童年冒险储藏在回忆深处，最终，它们竟真的只剩下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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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对乡村有着强烈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感，相形之下，他对城市的体验更为复杂。他所熟知的大城市不是伦敦、巴黎等古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是当时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重工业城市伯明翰。托尔金家初到伯明翰时，租住的房子位于莫斯雷郊区的一条主干道上，窗外的山上就是电车轨道，远处工业区烟囱林立。托尔金对此地感到极度厌恶，用“可怕”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住所。不久之后，他们又搬到一个火车站附近，房屋紧挨着一条铁路线，每天列车和货车的轰鸣不绝于耳，唯一的慰藉就是铁轨旁的草地，以及车厢上陌生的威尔士语。

这座英国第二大城市依然残存着自己的古老风貌和文化魅力。1902年至1911年，托尔金在埃格卑斯顿区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这是当时环境最好的郊区，被称为“伯明翰开始长树的地方”。它避开了主要的交通运输线路，比伯明翰其他区域的工业发展都要缓慢。19世纪该区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了建筑规划，不允许在该地修建工厂或仓库，所以托尔金住在史德林路时，附近最惹眼的建筑只有一座名为“佩罗特”的塔楼，以及更远处的水厂烟囱。他每天上学路过的街道两旁，几乎所有的住宅都附带花园，往市中心走2英里就能抵达爱德华国王学校。学校周围虽然车水马龙，校园内却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华美厚重的哥特式建筑。

伯明翰美好的一面不久后就在现代化进程与战火中消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城市遭到了德军的轰炸，许多古老的建筑都化为灰烬，随后的战后重建却又过于匆忙。爱德华国王学校在1936年毁于火灾，二战间隙，学校几次搬迁校址，匆匆建立了一批楼房以供教学之用。1944年春天，托尔金回到伯明翰参加母校的活动，他发现整个城市的格局都被不搭调的建筑打乱了，而学校标志性建筑也被它们取代：

“我在我的家乡闲逛了一阵。除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骸（就在我母校校址对面）之外，它看上去并没有遭到多少破坏，我是指敌人的破坏。主要的损毁来自于大量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的扩张。可怕的百货商店从老建筑上耸立起来，是最其中糟糕的。……至于学校新建的难看的三流建筑给我留下怎样的印象，就不和你多说了。”

突兀的新建筑打乱了城市景观的延续性，这种破坏比战争造成的创伤更加严重。大批量建造的低造价房屋，诚然能改善城市现代化带来的拥挤、肮脏的居住环境，却让熟悉过往历史的人痛感独特地区风格的丧失。于是，托尔金希望诸神的黄昏再次降临，烧毁魔多般的工业社会，也就不难理解了。急躁的评论家斥责这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歪曲了城市共同体时，不妨想想，当工人们被塞进柯布西耶所谓的居住的机器，他们不也依然在钢筋水泥中间围起小小的院落，通过植花种草来再现逝去的家园？

埃格卑斯顿区鸟瞰图（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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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泰晤士河畔垂柳依依，

溪谷成形的日子已被世界忘记，

透过影影绰绰的绿色树干，

整座城市从渡口旁朦胧升起，

它那如梦似幻的灰袍中，屋宇重重，塔楼林立，

它随着人类的生活年岁渐长，

骄傲地沉浸于超越人类认知的神秘记忆。

这是托尔金在大学期间为牛津写下的一首短诗。埃克赛特学院的一间宿舍让他结束了在伯明翰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往房间里添置家具，在墙上悬挂时下流行的日本浮世绘，倚着窗口画街景，于是牛津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除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在利兹大学任教的五六年，他成年之后的其余时间几乎都在这座城市度过。

就像诗作中展现的那样，牛津在托尔金眼里是由时光和人类的行动轨迹沉淀而成的，每扇窗都闪烁着逝者点燃的灯火，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场景都混合了有关往昔的回忆。作为知识传递者，他也很乐于展示这种古老而鲜活的历史，让神话的空间叠加在现实空间之上。教授古英语时，他先是戏剧性地沉默不语，然后突然高声朗诵《贝奥武甫》开头的诗句，包括W.H.奥登在内的学生顿时心生敬畏。在他们眼中，托尔金宛如游吟诗人的化身，用旁征博引、才思敏捷的演讲将教室变成蜜酒大厅，听众则是受到款待的宾客，亲眼看见古代歌谣中的事物借助语言的魔力在现实中复活。闲暇时间，托尔金和C.S.路易斯等人定期在老鹰与小孩酒馆、马德林学院相聚饮酒聊天，充当彼此的文学“助产士”。这种有规律的聚会持续了多年，以至于当时有本侦探小说写道，一个侦探坐在老鹰与小孩酒馆，边喝啤酒边推理：“C.S.路易斯在那儿呢……这么说今天铁定是星期二。”

然而，心爱的学术事业和拥有相同文学旨趣的朋友，并不足以让托尔金在象牙塔内安心度日。他获得牛津大学教席的时候，正是牛津地区开始成为英国汽车制造业中心的时期。汽车制造厂在市内蔓延开来，郊外出现了为工人建造的批量化住宅。周边的田园风光被考利等新兴工业区吞噬了，当地甚至出现了一则形容这种变化的谚语：“牛津在考利的左岸。” 现代化工业永久地改变了牛津的格局，这个城市从学术城变成了工业城，西米德兰发生过的悲剧在托尔金的第二故乡再次上演。

面对庸俗的市郊，一般人会选择逃离，而奔向遥远世界最便捷的工具自然是汽车。托尔金很清楚机械装置与逃避的悖论关系。人类把汽车发明出来，使城镇变得不可栖居。汽车自然有它的魅力——它能让人们逃离可怕的工作和沉闷压抑的郊外住宅区，奔向乡村，可是汽车厂和修理厂却像蝗虫一样毁了乡村。所以，为了逃避机械主义和丑陋之物，他更愿意进入幻想文学的仙境：“那里有各色鸟兽，有无边的海洋、无尽的星辰；那里的美景既引人入胜，又危机四伏，喜悦与悲伤都锋利如剑。一个人有可能到那个国度漫游，并以之为幸，然而它的丰美与奇异却使旅人缄默不语。”

C.S.路易斯组织的乡村徒步在圈子里颇负盛名，托尔金却难得参加一次。他只是开着他痛恨的汽车，载着女儿的玩具熊，与家人前往海滨度过一个又一个常规的假日。这种生活表面上平淡无奇，只有他的亲人和听他朗读过手稿的好友才知道，托尔金正一寸一寸地打造自己的仙境，进行波澜壮阔的纸上漫游：“我总是在夜里勤勉地工作，直到我站在莫里亚的巴林墓前。我在那里逗留了很久。几乎在一年之后，我才继续前行，并于1941年底抵达洛丝萝林和安度因大河。”此时，心灵的漫游早已远过身体的漫游，写作实践成了另一种空间旅行。此时，他的作品便是思想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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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对传记式的解读一向深恶痛绝，因为任何将历史材料与作品一一对照的做法，都具有让文学沦为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材料的风险。这就像他在《论童话故事》所说的“故事之锅”——来自神话、历史、传奇、民间传说的古老母题在火焰上年复一年地沸腾，新故事从中诞生；然而研究者无视厨师选择材料和烹制鲜汤的才华，反而从锅里捞出骨头，仔细检视其来源，就文学阅读而言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创作对于托尔金来说是这样一个过程：所观、所思之物徘徊于被遗忘的边界，直到特定时刻，才不知不觉地在心灵的土壤中发芽。它们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之前，他要付出辛勤的劳作，还要动用精灵般光彩照人的技艺。因此，那些热爱他的人草草勾勒出这位作家的漫游路线，在地图上圈出埃格卑斯顿区的塔楼（可能是双塔的原型）、牛津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它就像索隆为魔苟斯建造的神殿）等地点时，他们很清楚，这只是充满趣味的注脚。某个春日，他们追随着一个霍比特人，被地图拉入古老的世界，心中必然回荡着加斯东·巴什拉的一句话：“想象永远比体验更广阔。”